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北洋集团耿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的主要原因并非在此。

[9]而这个改造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建立了一套以六法为主要架构的法律体系，摒弃了自李悝著《法经》以来形成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传统法律体系。美国学者赛德曼夫妇[24]是当代法律不可移植说的代表。

不仅在学术界得到承认，而且在法庭上被适用，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正如大清民律草案的奏折所陈：以故各国法律，愈后出者，最为世人注目。从人类共同性的角度来看，用同样的规则来约束本质相同的人，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17]信春鹰：《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改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22]吕志强等：《中国经济特区法律移植研究》，《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既能找到法律移植后成功实施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法律文化和制度结构不支持移植来的规则的不成功的例子。[10]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5页。以军政来推行主义，印证了这样一个判断: 孙中山经常表现出对军事手段的崇拜

它的立法脉络清晰且有较强的延续性，1906年民政部颁布的《违警罪章程》是其嚆矢，随后的四次修订——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的《违警罚法》，1928年的《违警罚法》及1943年的《违警罚法》，依次演进，以治安法规的独特角度展示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新法为使今后警察实际负起推行新生活运动责任起见，特将新生活之精神，及国家观念，尽量注入分则各条款以内，俾今后新生活运动之推行，除以道德及教育之感化劝导外，复辅以法律纠正，相互为用，藉收宏效。军阀割据混战成为近代社会之常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强烈渴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

③ 由此可见，警察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定手段，社会本位名义下的警察得以广泛、细致地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且现代警察任务，不仅消极以维持社会安宁之秩序为已足，益且积极负有指导人民生活及增进人民福利之作用。

违警罚法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警察法规，预防危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其主旨，社会本位理念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其内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时代注脚。违警罚法在近代警察法规中较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治安法规，其内容近似今天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⑥ 于是，清末修律变法中，沈家本、杨度等法理派以国家主义作为变法改革的指导思想，⑦他们强调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宣扬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虽然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但却为扫除传统社会家族本位观念发挥了效用。

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意识形态层面上，则无法形成统一之价值信仰体系。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

而近代日本天皇一统，明治维新所引发的富国强兵效应也给了中国效仿近邻的决心。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

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笔者较为赞同此种观点，即南京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层面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作为一个历经外源后发型的现代发展道路的国家，国际背景与环境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蒋介石提出：教之要义，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

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

违警罚法就是一个展示的窗口。⑥郝铁川：《论近代中国队大陆法系的选择》，《法制现代化研究》丛书第2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307页。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因契合于中国传统的行政强权及大一统观念，逐步成为了近代执政者拥护的主流思潮之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国民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

以消极制止危害为宗旨的警察行政，亦可以积极参与民众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福利。诚如违警罚法专家钱定宇在1943年违警罚法出台后所言：新生活运动，乃时代精神之表征，为复兴民族之张本，至其精义所在，不外求礼义廉耻表现于日常生活中，亦即求人民衣食住行，均能合乎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等条件，凡此种种，均与警察有密切关系，不隶于风俗或保安警察之范围，即属诸卫生及交通警察之领域。

(11)空海：《中华民国制定宪法之先决问题》，《民立报》1912年2月8日。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22)参见1943年《违警罚法》第9、58、64、66、76、77等条。

(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1935年3月之后，直至全面抗战之前，新生活运动进入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即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是凡一切足以诱导社会向上，及培养国民爱护国家之意识者，警察均负有倡导之责任。

中国近代的警政建设中渗透着国家主义观念，从而为隐藏在警权背后的国家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于是社会本位理念的传入，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及新生活运动的兴起构成了时代的助力，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的扩张。

(12)孙中山：《民权与国族》，收录于《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95页。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

(19)王志斌、鲍文彦：《新生活运动的历史定位》，《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